他是大连海事大学原校长、法学院教授,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主要起草人之一,他就是被业内称为“海商法泰斗”的司玉琢。
如今,85岁的司玉琢仍将修订海商法视为最重要的事情,他说:“一个人做一件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一件事。”
近日,总台《吾家吾国》主持人王宁专访司玉琢,听他讲述“向海图强”的故事。
他曾在航行中遇事故
1937年,司玉琢出生于辽宁省一个普通工人家庭。他的父亲是家中长子,要养活家中14口人。看着父亲肩负重担,司玉琢初中毕业后便自作主张报了中专。
父亲得知后,表示就算再穷,也会全力以赴供司玉琢继续高中的学业,这个决定改变了司玉琢的一生。
1964年,司玉琢从大连海运学院(现大连海事大学)毕业,成绩优异的他留校任教。9年后,司玉琢接受了学校委派的任务,跟随天津远洋公司“金沙轮”航行。他的职责主要是给船上的学员培训航海知识和技能。
在很多次航行中,让司玉琢最难忘的,是1977年的那场环球航行。当时,他们在海上漂了整整八个月,遇到了台风,在强台风掀起的狂风巨浪里,更严重的意外发生了。
司玉琢回忆:“和台风周旋的时候,船尾部储存乙炔瓶和氧气瓶的小仓库着火了。用水喷根本不管用,全部烧光,火才扑灭了。那个时候离死亡很近,可能瞬间一爆炸人就没了。”
经历这次事故后,司玉琢也想为海员做些事情。通常根据海商法,损失可以由船舶、货物等各有关方来承担,然而当时,我国海商法还是一片空白。司玉琢深刻意识到了海商法的重要性。
他加入海商法起草小组
海商法,是针对海上活动的特殊风险而专门制定的法律制度。中世纪后,很多国家开始制定各自的海商法。然而直到20世纪90年代,我国海商法一直处于空白。
早前,我国的一起海事纠纷,引起了人们对海商法的关注。
“发生海事纠纷了,我们受损的这一方要求扣别国的船只,结果谁都做不了主,因为没有法律依据。所以就一级一级往上请示,最后请示到周总理那里。为了扣一条船,花了这么大的代价。”司玉琢说。
虽然,当时在周总理的批示下,我国扣了船,妥善解决了问题。但是该如何建立我们自己的海事法治体系,仍然是一个艰难的命题。
1980年,司玉琢前往挪威深造,他对海商法的研究更加深入。1981年回国后,司玉琢恰逢海商法筹备,便进入了起草小组。
为了能制定出科学严谨、公平公正的法律,司玉琢和同事们开始了长达十年的起草工作。“一字一字都要经过推敲”,“任何一个条款,都有立法的价值取向的问题,究竟想保护谁,这个要非常明确,不能含糊。”
在起草海商法的过程中,法条由最初的213条压缩成144条,又扩展为最终的278条。司玉琢一直都坚持着一个原则——“以人为本”,将维护他人利益放在首要位置。
1992年11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通过审议,于1993年7月1日正式施行。从此,中国人有了自己的海商法。
“一个人做一件事并不难
让司玉琢没有想到的是,这部法律一出台,就在解决一件长达77年的案件里发挥了关键作用。
“中威船案”被称为中国司法史上时间跨度最长的民间索赔案件。起因是日本侵华前夕,日本公司租借了中国企业中威轮船公司的两艘轮船,但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方却拒绝归还船舶。
无奈之下,中威公司走上了诉讼之路。没想到这官司一打就耗了当事人陈家三代人,前两代人都在跨国“讨船”的路上郁郁而终,当陈家第三代人前来求助时,司玉琢建议把诉讼方向定在租船合同上,“打租船合同就跑到海商法这来了。”
海商法成为了胜诉的突破口,这起持续77年的案件终于划上了句号。有了这次成功的经验之后,司玉琢更加坚定了维护国家利益的信念。
2002年至2008年,司玉琢受商务部邀请,参加联合国贸法会《鹿特丹规则》的制定与研讨,但是在制定条款时,美国却要求发生任何纠纷后,应全部由它来管辖。
面对这种情况,司玉琢坚守我国管辖权,“美国为了让我们能做出妥协,老请我们吃牛排。没用,管辖权是管辖权,两码事,没有商量的余地。”在中方长期坚持下,美国最终作出了让步。
如今,我国海商法施行已经超过30年,有些条款已经不能有效适应航运和贸易发展的需要,亟需进行全面修订。对于85岁的司玉琢来说,修订海商法仍然是最重要的工作。
他的家中挂着一幅字——“春华秋实”,是父亲在生命最后的时光留下的礼物。司玉琢将其挂在家中最醒目的地方,时刻鞭策自己,“一个人做一件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