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和合约解释—Sumption勋爵牛津大学演讲

几个月之前，曾经转发了Sumption勋爵在2017年5月8日，受邀在牛津大学Keble学院的哈里斯协会年度报告中所发表的，题目为《A Question of Taste: The Supreme Court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ontracts》的演讲。该演讲的部分内容，Sumption在2016年10月28日在爱丁堡大学商业法学院的演讲中也提过。作为目前英国最高法院11位大法官之一，Sumption这篇关于英国最高法院和合约解释的演讲，对于理清最高法院近年来在合约解释方面的作法及趋势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但该演讲中所包含的内容太多，一时估计很难理解。

现在来看看Sumption演讲的具体内容，可参之前的演讲全文。

 

法官喜欢揣测商人在起草合同的动机和做法，法官这是一个奢侈的职业。可受理性规则保护法官他们免受面对实际事实不一致而带来的尴尬境地。所以，我今天晚上的话题将从一个案例学习开始。

Judges are fond of speculating about the motives and practices of business men in drafting contracts.

1663年2月6日，Samuel Pepys在他的日记中记录了丹吉尔委员会的一次会议。该委员会负责管理摩洛哥丹吉尔港，英国最早和最短命的殖民地之一。当天的业务是起草一个在港口入口处建造半英里长的防波堤的合同，这是英国政府已经承担了数十年的最大和最困难的土木工程项目之一。坐在桌子的一边是承包商，一名海军官员John Lawson，还有一位Hugh Cholmley爵士。按照当时的标准，他们属于只有诚实的人才。John Lawson至少去了丹吉尔港，但他对土木工程一无所知。 Cholmley声称自己是一名土木工程专家，他在约克郡的庄园建造了码头，但他对丹吉尔港并不了解。坐在另一方面的是海军委员会的一些高级官员，但他们都不了解港口设施的建设情况，大多数人也不了解丹吉尔港。英格兰海军上将只有其中一人曾经在那里呆过，但被承包商贿赂。双方定稿起草，拟定了一个文件，在Pepys看来这是完全不可理解的，经过多次讨论，他感觉是在浪费时间，于是放弃离开了。“我们没有人理解，”他写道，“但他们同意Cholmly先生和John Lawson爵士要求的事情，谁是承诺人，所以我让他们继续同意，因为我不明白。”

如今，作为一个当代的合同律师，看了这个合同，毫无疑问会认为所有这一切内容都是不可接受的。律师首先会查核事实背景，即双方现有的信息，并据推测他们将知道的：包括丹吉尔港的特点，可行的施工技术，混凝土和石头的特性等等。律师将采用建造合同，正常推定承包商已经了解了现场的性质和履行的急迫情况。律师他会推定，各方必须考虑到随后的任何灾难，并会对他们进行估计，这样的事情将会发生。律师会努力审查合同的措辞，如当事人各方所应该理解的，将条款与条款逐一进行比较，以便做出符合他自己所认为的商业合理性。如果有必要，律师会操纵这种语言来达成合理的结果。换句话说，他会将当事各方视为假设的抽象概念而不是有血有肉的人。律师他会把自己置于当事人的位置，但是律师有一个公平的心态，一个地理学家专家和工程师团队的知识且没有贿赂，实际参与者缺乏的所有特征。这个故事的教育意义是，虽然主观意见不能作为双方共同意图的指引，但客观的解释也可能不会更好。在签订合同后六年，防波堤仍然只完成了一半，海军委员终于会失去耐心，解雇了承包商，合同被取消，未完成的工程不久之后被风暴冲走。

合同的解释永远不会完全没有技巧。毕竟所关心的是为了发现某种客观意义，但这个不一定符合当事人任何一方的假设或希望或担忧。这是讨价还价的性质，正如我希望我的小故事所阐明的那样，主要的技巧是，当事方对其所签订的合同的理解程度，尽可能与这些拥有大量客观相关和仔细分析的背景资料和事后的优势的法官一样完整。可能人们会认为，当事人双方所达成一致的言辞为假设还原当事人意图提供了坚定的基础。然而，三十年多年前，上议院却开始大胆企图将合同从语言枷锁中解放出来，用更广泛的意图取代他们。这些尝试在很大程度上与杰出的Hoffmann勋爵有关。不过最近，最高法院已经开始从Hoffmann勋爵的超前的进攻做法中收敛，转到如我所看到的更加防守的立场。这种司法做法的转变，正是我今晚所要讲的重点。

The construction of contracts can never been tirely free of artifice.

 贵族院从语言中所作出天马行空的判决取决于两个紧密相关的概念，一个是订约背景，另一个是商业合理性。订约背景可能与语言含义有关的观点并不是Wilberforce勋爵所先提出，在更早之前就有，但当代最权威的陈述来自于他。在Prennv Simmonds [1971] 及ReardonSmith Line Ltd v Hansen-Tangen [1976] 这两个著名的判决中，Wilberforce勋爵指出，在解释合同的时候，法院必须将他们自己置于当事方在签订合同时所处的位置，具备当时所涉及的交易的起源和目的所知道的所有的知识，以及将要履行该交易时的背景。但是Wilberforce勋爵有意对这一原则的陈述做出限制，他不建议将订约的背景作为发现当事方意图的替代方式，这些仅仅是帮助解释这些话的事实。他们帮助人们了解当事方一系列合理的含义而这些是作为一个合理的人在其脑子里所必须知道的。

The House of Lords’ flight from language depended on two closely related concepts. One was the “surrounding circumstances”. The other was “commercial common sense”.

Lord Wilberforce pointed out that when reading a contract the court must put itself in the position in which the parties stood at the time it was made, with all the knowledge that they had atthe time about the origin and purpose of the transaction and the circumstances in which it would fall to be performed.

 

然而，这一步调在1984年的Antaios CompaniaNaviera v Salen Rederierna  的The Antaios 案，上议院的判决中发生了变化。这个争议是在一个三年期租合同中产生的，合同赋予船东在租家没有支付租金或“任何违反租约的行为”有解除合同的权利。其中一个争议的焦点问题是，这是否意味这租家的任何违约行为，尽管是微不足道的，船东仍然有权解除合同，在这种情况下，它对租家非常苛刻；还是只有在违约的严重程度已经在实质上剥夺了船东随后合同的全部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将于普通法下的毁约的概念没有什么差别。船东无法说服仲裁员此中违约包括任何形式下的违约，船东向高等法院提起上诉，高等法院不接受船东意见；船东继续上诉。但最后上诉院及贵族院均认为船东没有任何理由，驳回船东上诉。本案的处理结果看起来很公平，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在Diplock判决中，其过度的言辞，他指出“如果对商业合同的措辞进行详细的语义和语法分析，将会得出一个愚蠢的结论，那么必须以商业合理性来解释。”从表面上看，Diplock勋爵所强调的是将商业合理性作为推翻合同的手段，而不是理解合同语言的手段。作为合约解释的标准，这似乎是不必要及错误的。然而，这是大多数商业法官能够在记忆中引援的少数的法律报告之一。几乎在所有的案件中，当律师们抗辩解释的结果与其客户所约定的不一致时，他们都会引援此观点。

The problem about the case lies not with the result, which seems fair enough, but with the extravagant language in which it was justified by Lord Diplock. He famously declared (p 201) that “if detailed semantic and syntactical analysis of words in a commercial contract is going to lead to a conclusion that flouts business common sense, it must be made to yield to business common sense.” On the face of it, Lord Diplock was commending the use of commercial common sense not as a means of understanding the language of the contract, but as a means of overriding it. As a canon ofconstruction, this seems both unnecessary and wrong. Yet it is one of the few parts of the law reports which most commercial judges can quote from memory. It is cited to them in virtually every case where Counsel contends for a result which is inconsistent with what his clients appear to have agreed.

 

在20年后，Sirius International Insurance Co v FAI General Insurance [2004]案中，Styen勋爵在其判决中，提及The Antaios一案，注意到这属于从文字解释的方法到更为商业化的方法的转变。作为我们现在背后文字主义的一个例子，Styen勋爵举了Paley在《Mor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一文中暴君Temures的故事。Temures是总统，对Sebastia的驻军承若，如果他们投降的话，没有人会流血；但是当这些驻军投降时，却被暴君他们活埋。这个令人啼笑皆非的小故事实际上被Paley引用使用字面而不是口语意思的例子。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流血只是意味着杀人。作为英国法院在The Antaios案之前所采纳的解释方法的描述，这个故事过于滑稽。自从现代合同发在十九世纪发展以来，普通法从来没有将字面主义作为解释的典范。普通法它始终承认文字是不精确的，背景可能会改变文字的含义，而那些文字可能用于特殊的目的。在英格兰，Parke男爵早在1848年就在Fordv Beech (1848)一案中指出，法官应当更重视当事方明确的意图，而不是当事方他们所使用的用来表达他们意图的任何特定文字。这些较早的案例中充满了警告，僵化遵从没有肉体的文字的含义是危险的。

The common law has never, since the modern law of contract was developed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dopted literalism as a canon of construction. It has always recognised that language is imprecise,that context may modify its meaning, and that words may be used in a specialsense. In England,Baron Parke observed as early as 1848 in Ford v Beech (1848) 11 QB 852,866 that “greater regard is to be had to the clear intent of the parties thanto any particular words which they may have used in the expression of their intent.” The older cases are full of warnings against the dangers posed by a wooden adherence to the disembodied meaning of words.

 

在我看来，真正的区别不在于文字和商业之间的解释，而在于阐明文字含义的合约解释的方法与修改或否认文字意思以追求在法官看来是合理结果的解释方法之间的区别。

The real distinction, as it seems to me,is not between a literal and a commercial interpretation. It is between an approach to contractual construction which elucidates the meaning of the words,and an approach which modifies or contradicts the words in pursuit of whatappears to a judge to be a reasonable result.

一开始几年，Diplock勋爵的观点并没有得到重视，虽然经常被引用，但被认为是一种不寻常的诠释。但是在上个世纪末，气氛变了。这是一个关于所有书面文字的传统观点都收到挑战的时期，不仅仅是合同，还有专利，契约和大陆法。就合约而言，这一趋势的早期迹象是贵族院在Charter Reinsurance Co. v Fagan [1997]案中的判决。在该案中，是关于整个账户计划已经超过了损失再保险全额的争议。一旦被保险人的损失超过给定金额的最终净亏损是再保险人的责任将终止。最终净亏损的定义取决于被保险人在解决索赔中实际支付了什么。被保险人进行了清算，他实际上付出了很少的代价。但上诉法院和上议院认为，“Actually paid”这个此并不意味着被保险人必须实际上支付了这些费用。被保险人虽然没有这么做，但考虑到他已经破产，可能永远也不会付款，这已经足够。当我们发现法庭可以将语言解释为其所要表达的相反的意思，我们已经真正达到了语言的灵活性可以达到的高度。

We have truly reached the ultimate point which the flexibility of language can attain, when we find that in a court of law it means precisely the opposite of what it says.

 

该案发生的时候，虽然我当时是败诉方的律师，我认为判决是正确的。这基本上是基于Mustill勋爵给出的理由，Mustill勋爵从延续一个多世纪的判例法出发，对保险世界中付款概念的技术含义进行了分析。然而，Hoffmann勋爵，提出了更激进的解决方案。他的说法是，语言是如此灵活，文字通常并没有“普通和自然的意义”。文字它们具有多种含义，但这取决于上下文。他以一个亲切的例子说明了这一点。一位妻子带着一件新衣服回家，丈夫问她付了多少钱。

“她将无法理解他的问题的真正含义”，Hoffmann勋爵说，如果她回答“什么都没付，因为店里给了我30天的信用期”。从对话中可以清楚知道，丈夫想知道的是她所需要付的金额，无论支付的责任是否已经解除。

He based his analysis on the technical meaning given to the concept of payment in the world of insurance and in the case-law extending back for more than a century. Lord Hoffmann, however,proposed a more radical solution. His line was that language is such a flexible instrument that words commonly have no “ordinary and natural meaning”. Theyhave a variety of meanings depending on the context.

 

Hoffmann于是得出，普通话的真实情况也适用再保险，这与Mustill勋爵的观点直接相反。Mustill勋爵已经强调了保险术语的技术含义，Hoffmann的观点是基于所有语言的固有适应性。Mustill勋爵采用了专业词典，而Hoffmann勋爵将词典丢弃。关于他妻子新衣服的例子的问题当然如上下文他所想象的，不是我们无法合理地期望语言被正确使用的一个方面。而且，丈夫和妻子之间的交流一般不受客观解释规则的约束，他们当中的任何一方都可以问，法院所不允许提出的一个问题，即“你是什么意思？”。

对于Hoffmann的这一观点，Mustill勋爵在判决中持保留态度，Mustill勋爵如下这段话在我看来具有相当的份量。

我相信，绝大多数的措辞，在正常对话中的主要意义上，都有其自然含义。当然，有时候直接诉诸此种意思是不合适的。因此，这个词语可能来自于专业词典，在日常对话中并没有什么意义。或者，这个词语在日常对话中是一种含义，而在专业词典中又是另一种含义。并且相关内容可能表明，文件的作者的意图看起来是后面一种。

 “I believe”, he said (p 384), “that most expressions do have a natural meaning, in the sense of their primary meaning in ordinary speech. Certainly, there are occasions where direct recourse to such a meaning is inappropriate. Thus, the word may come from a specialist vocabulary and have no significance in ordinary speech. Or it may have one meaning in common speech and another in a specialist vocabulary; and the content may show that the author of the document in which it appears intended it to be understood in the latter sense. Subject to this,however, the inquiry will start, and usually finish, by asking what is the ordinary meaning of the words used.”

 

尽管如此，仅仅过了一年，Hoffmann勋爵的观点又占据上风。 在1998年Investors Compensation Scheme Ltd v West Bromwich Building Society案中，Hoffmann勋爵作出了一项关于现代建造合同的最具影响力之一的判决。不止一次地提出，这个著名的判决只是重申了已经熟悉和无争议的原则。确实，关于定调比本质可能更为激进。本能和情绪在司法分析中发挥重要作用，本案以更为根本的方式改变了处理商业合同时法官的情绪。我不会认为Hoffmann勋爵被误解了，我认为这正是他本打算做的。

在判决中，Hoffmann勋爵首先指出，法律解释的所有旧包袱都已经被摈弃。他将几代合约律师经过仔细分析的理论放置一边的同时，Hoffmann勋爵构思出5个他认为应该取代它们的原则。前三个原则主要是扩大可以作为相关订约环境的事实范围，以便包括“绝对任何事情”，这将影响到一个合理的人除了预先理解的方式之外，各方订约前的谈判及无法获得的信息。但他五项原则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第四和第五。第四个原则是建立在语言和含义的区别之上。语言，他认为值是一个词典和语法的问题，而含义则不同，即文件将要传递给合理的人与背景相关。关于背景，他说道：“可能不仅仅使合理的人士在含糊不清（偶尔发生在平常生活中）的单词的可能含义之间进行选择以得出结论，当事方肯定使用了错误的文字或语法，不管基于任何原因。”

换句话说，背景不仅可以使人们在文字的可能含义之间进行选择，而且可以选择不可能的文字来替代。第五个原则建立在这个主张之上。那就是语言的“自然和正常的含义”这种传统的观点，只不过假定人们所要表达的意思就如他们在正式文件中所记载的，而这是可以被推翻的。如果背景暗示这些文字出了问题，法律可能会赋予其另外一种不同的解释。为了支持这一点，他引用了Diplock爵士在The Antaios一案中著名的观点。Hoffmann勋爵所说的与文字有关的这些话可能出现问题是什么意思？他显然不是指由于文字的文字处理中导致乱码货某个动词由于疏忽而被删掉。透过他富有魅力的散文，他实际是似乎要表达的是，背景可能可以用来表明双方并不能像合理的人一样来表达他们所说的话，因此法院有权采取不同的含义来替代。Hoffmann勋爵并没有说明我们如何去发现当事方所要表达的意思，如果不是当事人所说的。但是，这个问题唯一合理的答案是，当事人应被视为与合理人士的意图想法一致，即使这不是文字的一个可能的含义。随后的案例法非常清楚证明了这一点。它通常涉及将背景情况视为双方意图的替代指南，而不是解释其文字语言的手段。

首先在Chartbrook Ltd v Persimmon Homes Ltd [2009]案中，涉及土地所有人和开发商之间的合约解释，相关条款确定了在成功完成和销售地块后，开发商应向土地所有人支付的款项。土地所有人主张他们有权要求开发商支付他们预期的5倍的价格。开发商他们则认为应基于协议的明确条款，特别是当事方当面在定义条款描述了所使用术语的含义。但是上议院认为措辞出了问题。合同确实没有乱码，句子使用可理解的词，包括主语，动词和对象，起草也没有明显错误。但是Hoffmann基于土地价值极不可能下跌的假设而重建了交易的商业逻辑。鉴于此，他得出结论：基于开发商的解释，结果较当事方初始的意图对他更为有利。虽然结果可能很好地体现了公正，但是我看来很难将其看作合约解释的过程。此外，如果二十年前，当时财产价值确实在快速下降的时候，这个案子已经判了，Hoffmann勋爵对于当事方的期望的看法可能会有所不同。

随后是2011年Rainy Sky v Kookmin Bank案。本案的争议涉及与造船合同有关的银行担保的范围。如果船舶没有交付，担保包括偿还某些预先分期付款的价格，但是涉及哪些类型的预付款项涉及到的争议。银行认为并非所有的垫款均已涵盖，上诉法院接受了这一抗辩，上诉院他们的理由是，虽然没有明显的商业理由，为什么买家应该准备接受预付款的全额担保，但这个结果既不荒谬也非不合理，从合同表明上看这就是他们所同意的。对于上诉法院大多数人法官的判决，Patten勋爵指出，如果采纳其它观点，他们会真正有可能将法官他们自己对交易的商业性合理性的判断取代为当事人的实际意图的危险。

最高法院推翻了上诉院的判决，其理由是：没有必要证明合同的表面含义是荒谬的或不合理的，只要没有合理的原因来解释保函的金额少于预付款的全额就足够了。Clarke勋爵在他的导向性判决中强调，目的是为了理解而非推翻合同语言，但他的推理却指向另外一个方向。因为在没有解释的情况下，法院认为客观上应该有一个全额保函，而不是局部的；因此，只有一部分的话并不代表双方的意图。

也许这些案例大多数以传统的解释原则的同一方式作出的判决，但是我认为，他们所采取的解释方法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个也即主要的是，当事人双方协议的言辞应作为一个整体来解读，这是唯一可以采纳的能够证明当事人双方意图的直接证据。我一定不会主张将文字主义作为解释的一种方法，但是如果认为，语言只是在某些特定的背景下才有意义，这是一个谬误。大多数语言和所有正确起草的语言都具有其自身意义。我发现贬低词典和语法作为解释的手段是非常不正常的。语言是一种沟通方式，其功效取决于是否接受了一些使人们能够理解的惯例。词典和语法只是记录这些惯例的参考书。如果我们放弃了将把它们作为基本的解释工具，我们就不再能发现各方是如何相互理解的。我们只是让法官来重建一份理想的合同，而这点双方当事人可能会更合适，但实际上从未做到。

The first and main point to make is that the language of the parties’ agreement, read as a whole, is the only direct evidence of their intentions which is admissible. I would certainly not advocate literalism as an approach to construction. But it is a fallacy to say that language is meaningful only in relation to some particular background.Most language and all properly drafted language has an autonomous meaning. Ifind the belittling of dictionaries and grammars as tools of interpretation to be rather extraordinary. Language is a mode of communication. Its efficacy depends on the acceptance of a number of conventions that enable people to understand each other. Dictionaries and grammars are simply reference bookswhich record these conventions. If we abandon them as the basic tools of construction, we are no longer discovering how the parties understood eachother. We are simply leaving judges to reconstruct an ideal contract which theparties might have been wiser to make, but never actually did.

 

我认为是时候在解释合同时，重申语言的首要地位了。语言是一种灵活的工具，但我们不要夸大其灵活性。语言，恰当地使用，应该解释其本身的意思，通常情况如此。使用的措辞越准确，起草得越详细，背景情况越不可能能增加任何有用的东西。因此，我不认为语言的灵活性是将背景情况视为独立的来源来发现当事人各方的客观意图的适当基础。

It is I think time to reassert the primacyof language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contracts. It is true that language is aflexible instrument. But let us not overstate its flexibility.

Language,properly used, should speak for itself and it usually does. The more precisethe words used and the more elaborate the drafting, the less likely it is that the surrounding circumstances will add anything useful. I do not therefore accept that the flexibility of language is a proper basis for treating the surrounding circumstances as an independent source from which to discover the parties’ objective intentions.

 

背景情况可能会很好地让我们能够发现当事人的目标是什么，但无法确定完成程度。在谈判中，当事人各方的目标可能会有所不同。例如，在Rainy Sky案中，买方的目的是应尽可能多地从担保银行获得贷款。背景情况无法告诉我们，他在这项努力中取得了多大的成功，反观银行则是尽可能少掏钱，只有这个语言文字可以。不论起草者是业余人士还是专业人士，他都无法改变背景情况，可以认为背景环境在他们看来并不如法院认为的那般重要。他没有别的方式告诉法院他真正想要什么除了他除了文字的部署外。当事人双方自己才是合约的住人，在解释过程中边缘化文字地位的任何做法都是直接侵犯自主权。

这带给我第二个关于采纳背景情况来修改文字效果的主要问题。这就是在像我们这种，严格将订约前的谈判除外作为意图证据的法律体系中，适用起来的困难性。

在InvestorsCompensation Scheme案中，Hoffmann勋爵描述了将订约前的谈判内容作为证据是基于实际政策原因，但是实际原因比那个更为基本。排除规则来源于所有合约解释的客观性质。谈判过程不能告诉我们什么是合同客观上的意思。它能告诉我们只有其所意味着的一方或他方或当事所有相关方主观想法或者推定或者预期。但是，如果我们不能诉诸各方，想法，推定或预期，我们该如何回答Clarke勋爵在Rainy Sky案中所提出的问题？他为采纳买方对于担保的解释的主要理由是，为何担保所能涵盖金额的必须少于整个预付款没有给予合理的商业解释。合同的功能通常并不解释为什么合同条款是这样。Clarke勋爵的问题只能通过参考当事方的观点才能回答。然而，这是被禁止采纳的信息的一个来源。一个明显苛刻或不合理的条款可能是通过妥协方式达成或在其他方面作出让步，或因为交易在凌晨3点才达成，其中一方更有兴趣上床睡觉而不是对起草的细节再进行润色。对于担保银行来说似乎是非常不公平的，法律应该避免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对于条款解释是决定性的，即你们为什么同意这一点？一旦法院诉诸语言以外的来源，以确定交易的目的，则对于现行关于外在证据的法律很难自圆其说。然而，这一规则对客观解释的原则是至关重要的，几乎所有案件中，都会重申在InvestorsCompensation Scheme案所采纳的方法。

我与Investors Compensation Scheme案的方法存在的第三个问题是，法官不一定是能够确定商业合理性的最佳人选。法官从答案开始，并向后回推。当争议出现之后，当事各方出现问题时，法官他们来解释问题。他们关注的重点是出了什么问题，并通过合同来寻找答案。因此，他们对于双方当事人的意图的直觉在很大程度上与当事人在合同最初达成一致时截然不同。此外，法官的常识概念倾向于公平理念，但是公平和商业合同无关。双方本着竞争合作的精神，都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商业可能是最不公平和完全不合理的，如果他们可以承受。通过商业合理性的衡量标准衡量他们的意图的问题是，在实践中，将法官从合同的解释者转变为调停人。一方可以借助这种方式来扭转已经证明是不利的交易。这个问题已经不再是双方约定的是什么，而是如果当事人他们是客观的，公平和公平的人，实际上他们并不是。

My third difficulty with the Investors Compensation Scheme approachis that judges are not necessarily well-placed to determine what commercial common sense requires. Judges start from the answer and work backwards. They cometo the question of construction after the dispute has arisen, when the partiesare at logger heads. They understandably focus on what has gone wrong, and lookto the contract to put it right. Their instincts about what the parties musthave intended is therefore likely to be quite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heparties at the time that the contract was originally agreed, when they did nothave the eventual catastrophe in mind. Moreover, judges’ notions of commonsense tend to be moulded by their idea of fairness. But fairness has nothing to do with commercial contracts. The parties enter into them in a spirit of competitive co-operation,with a view to serving their own interest. Commercial parties can be most unfair and entirely unreasonable, if they can get away with it. The problem about measuring their intentions by a yardstick of commercial commonsense is that in practise it transforms the judge from an interpreter into akind of amiable compositeur. Itbecomes a means of saving one party from what has turned out to be a badbargain. The question is no longer what the parties agreed. It is: what would they have agreed if they were the objective, just and fair-minded people that in practice they are not.

 

每个从业者对于自己的经验都会有自己的感触。对于我来说，我会举一个例子，其在我当律师实践中经常困扰我。长期合同通常包括给予一方在特定情况下解除合同的选择权条款，例如，如果给定的履约标准未达到或者在给定日期未达到的话。根据我的经验，商业当事方重视这些条款，他们可能想防止不履约的情况。一旦情况变得对他们不利的时候他们就经常想从合同中脱身。但是，英国的商业法官传统上对这种预防性的解除条款充满敌意。这种条款的问题是，它们很少被援引，以租约中初始的理由。有权终止解除合同的一方只有在符合更广泛的商业利益的情况下才会这么做。期租船在签订合同以来如果市场下滑了，从未因为租金未付而被撤船。她们仅仅在有机会重新订更高的租金率水平才会被撤船，也有可能是同一个租家。对于在行使了解约权后要寻求公正结果的法官来说，这似乎是不公平的，带有恶意。所以他们倾向于将条款作出比当事方在约定的时更为狭义的解释。这仅仅是司法和商业态度重叠但不一致的更广泛事实的一个例证。

最后，Hoffmann勋爵所热衷的更广泛的解释方法很难与默示条款和合同纠正的法律相协调。如果当事人各方有意向归因于这些理论，那么很难看到任何这种理论存在的理由，这些意图没有反映在协议的语言中。

在Attorney-Generalof Belize v Belize Telecom Ltd [2009]案中，Hoffmann勋爵，传达了枢密院的意见，几乎废除了默示条款作为一个独特法律概念。无论如何，根据具体事实而不是法律的一般原则，这种说法是有意义的。他说，这是一个解释问题。但是，相对而言，这不可能是正确的。关于默示条款的观点是当事人双方并未明示的，其意义在于填补了书面文件的缺失。不可能通过解释过程来识别出理论上根本不在协议中的东西。

当然，必须对明示条款加以解释，以便发现是否真的存在缺失，为弥补缺失而默示的任何条款必须与明示的条款相符。但是，承认默示条款的最低条件仍然是必要性。Hoffmann在Investors Compensation Scheme案中描述的关于解释过程的问题是，实际上是一个暗示过程，但没有提及必要性的概念。与他在Belize案的分析结合起来，相当于允许以商业上合理的方式默示条款，因此必须是本来意图的。这个解决方案得到了Denning勋爵的支持。但是，上议院在Liverpool CityCouncil v Irwin [1977]案中果断地拒绝了这一点。正如最高法院最近所解释的那样，Hoffmann勋爵可能被误解了，但我怀疑。 Hoffmann勋爵不是一个偶然地判案的法官。无论如何，从Marks & Spencer Plc v BNP Paribas Securities Services Trust Co [2016]的最高法院一致判决看来，解释与默示之间的传统区别仍然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对于Investors Compensation Scheme 和 RainySky案中的大胆主张仍有待观察。

Of course, the express terms must be construed in order to discover whether there really is a gap, and any termwhich is implied in order to fill the gap must be consistent with the express terms. But the minimum condition for the recognition of an implied term remains necessity.

在纠正法律方面也有非常相似的问题。如果条款不能准确地表达当事人的真实意图，可以纠正合同。如果一个词很明显可以看出被忽略了，法院长久以来的做法是将这个词重新插入再解释合同，以避免前后不一致或荒谬。在这种情况下不需要去申请整改的时间，但这是一个严格的测试。相比之下，如果Hoffmann勋爵在Investors Compensation Scheme案中是正确的话，这个问题根本就不会出现。他的观点是，如果某些存在错误的话，正确的做法是从背景情况或潜在的商业目的去揣测当事各方的意图。这不仅仅是形式的一个点或标签问题。关于纠正的法律是基于双方必须被认为是指他们所说的这个基础上，这一观点被Hoffmann勋爵简化成可以被推翻的推定。因此，纠正合同的法律标准非常严格。一旦满足这些标准，为了解释措辞而不能被接受的证据就可以被接受，以便进行合同整改，这将包括合同前的谈判的证据。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过程，Hoffmann勋爵采取的解释和默示问题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规避了这点。

Very similar problems arise in relation tothe law of rectification. A contract may be rectified if the terms failcorrectly to express the parties’ true agreement. Where it is obvious that aword has been omitted and what the word is, the courts have long recognised that it may be reinserted as a matter of construction in order to avoid incoherence or absurdity.

这些考虑至少解释了最高法院最近发出撤退的原因。在Arnold v Britton [2015] 案中，最高法院不得不考虑在新开发的房地产上出售租赁财产的合同。合同规定支付服务费，这些是通过参考一个升级条款来计算的，这个条款可能在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状况中是有意义的；当它被同意时，一旦这些条件改变，就产生了荒谬的结果。起草判决的Neuberger勋爵提出了一些原则，重申了以前的判例法中的一些传统正统的观念。这些包括语言在解释合同中的首要地位。他还指出，在合同签订之后，受到某些错误的影响而回过头来套用商业合理性是危险的。

在Krys v KBCPartners [2015]案中，如果只是因为结果可能片面货不公平，枢密院的大多数法官都拒绝违背该语言的自然含义；并认为，面对足够清晰的语言，纵然结果是荒谬的也将不得不被接受。

Lord Neuberger, delivering the leading judgment, set out a number of principles which reasserted some traditional orthodoxies from earlier case-law. These included the primacy of language inthe interpretation of contracts. He also pointed out the danger of retrospectively applying a notion of commercial common sense influenced by what had gone wrong after the contract was made. In Krys v KBC Partners [2015] UKPC 46, a majority of the Privy Council declined to depart from the natural meaning of the language simply because the result might be regarded as one-sided or unfair, and suggested tha t in the face of sufficiently clear language even an absurd result might have to be accepted.

 

但是，如果说最高法院已经撤退了，我必须承认，它是以相当低沉的语调发出的。实际上并没有承认早先的判决太过分。这两个案件都不推翻甚至批评InvestorsCompensation Scheme和Rainy Sky案的判决。此外，两个案都是在面对强大的异议下以多数人同意作出的判决，第一个案件是Carnwath勋爵和第二个案件的Mance勋爵。他们认为，大多数意见对合同的语言的重视程度过高，对于结果的不合理性关注不足。

不完全清楚最高法院最终如何解决这些分歧。但是，从最近Wood v Capita Insurance Services [2017]案，法院一致性判决可以看出新趋势的一些迹象。这一案例涉及出售保险公司的合同，该合同载有赋予商业买家获得补偿的权利，以赔付由于旧管理办法而发生的某些错误销售的索赔。这些措辞对于客户抱怨，公司自己监管机构强制赔偿作了而易见的区别。在高等法院，法官认为，虽然赔偿似乎只适用于客户投诉的案件，但是在任何一种情况下都应该适用。上诉法院不同意，并给予合同措辞以作用。最高法院支持上诉法院的判决。事实是，买家获得最广泛可能的赔偿有其自身利益，卖家对最小的让步的赔偿有平等和相反的利益。如Hodge勋爵，在宣读判决时所说的：

商业合理性在确定条款的目的以及条款在实践中是如何运作的是有帮助的，但是在商业谈判的拉锯战中，商业合理性很少能协助法院确定，在谈判结束后拉锯战中中线标准在哪一边。

As Lord Hodge, delivering the leading judgment, observed,

“Business common sense is useful to ascertain the purpose of a provision and how it might operate in practice. But in the tug o’ war of commercial negotiation, business common sense can rarely assist the court in ascertaining on which side of the line the centre linemarking on the tug o’ war rope lay, when the negotiations ended.”

 

因此，他审查了合同的措辞，其对卖家有利。这是一个苛刻的结果，但从合同的其他条款很显然地可以看出为什么当事人双方能够合理地如此打算的理由。

正如Investors Compensation Scheme案，法院改变了司法对语言的态度，并且倾向于鼓励这一观点基本上是不重要的，所以最近的案件可能会在适当的时候再次被改变，至少在某种程度上。经验表明，Rainy Sky案达到了对商业文件宽松解释的最高峰，可能对商业双方造成损害，剥夺了他们使其意图被人所知的唯一有效手段。

已故的Diplock勋爵是一个自信的人，即使是按照女皇陛下的法官的自信标准。他曾经在一上诉案中就一项合约解释问题写过一段话，他说，虽然他认为他的同事们错了，但他仍然同意。他说，这是因为上议院是最后的上诉法庭。因此，从这一点可以得出，合同的意思必须至与有三位勋爵所认为的意思一致。作为一个解释规范，这似乎不太有用，我希望将来我们可以为你做得更好。

The late Lord Diplock was a man who likedto be right, even by the self-confident standard of Her Majesty’s Judges. Heonce wrote a speech in an appeal on a question of contractual construction, in which he said that although he thought that his colleagues were wrong, he proposed to agree with them. This, he said, was because the House of Lords was the final court of appeal. From this it followed that a contract must mean whatever at least three law lords said it meant. As a canon of construction,this seems less than helpful. I hope that in future we can do better for youthan that.

（话外，如果想真正理解Sumption勋爵所说的，个人愚见，需要先研读该演讲及Sumption 勋爵在演讲中提到的那几个判决。不过从该演讲中可以看出迹象，英国最高法院在合约解释方面，目前趋势是回归文字在合同中解释的地位，这点和商业合理性无关，和公平公正也无关：如果合同措辞足够清晰明确，那么不管结果是否荒谬，当事人将不得不接受。本篇的翻译，也可以参潘辉文先生的文章，微信公号：英国法那些事。）

海运圈聚焦专栏作者 Alex （微信公众号 航运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