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海员的视角看待不确定时期的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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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示意图,图源:The Maritime Post

  海运圈聚焦5月22日讯 和所有出海的人一样,我也是因为想让自己过上更好的生活才来到这里。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非常渴望从家庭中获得自由,所以在我18岁的时候,我选择了唯一有保障的自由之路,报考了新加坡海事学院(Singapore Maritime Academy)。2009年,我收拾好行李,登上了我的第一艘船——一艘油轮。我第一次尝到了自由和成年的滋味。

  所以,开始我辉煌的职业生涯,我不会说谎或掩饰。在海上很痛苦。所有的高级船员都是从印度来的,至少可以说他们冷酷无情。普通船员是菲律宾人,我是唯一一个出局的——作为唯一的新加坡籍海员和青少年。

  这些人总是有理由去责备其他人以此来证明自己。作为船上等级最低、也是最年轻的普通船员,责备几乎总是落在我身上,我想辞职。那时候没有互联网、没有电话、没有电子邮件,几乎与外界没有接触,原因是我们经常只在海上装载货物,然后在偏远的码头卸货。

  我累了,十分想家,也生气。我觉得世界的重担都压在我肩上。有时,我会在泵舱(pump room)或舱面杂物柜中找到一个安静的地方,远离所有人,只是崩溃的哭泣。这样做有帮助我解压,在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可以“再多活一天”。我拼命不去数我6个月合同到期的日子,但和所有事情一样,合同期也结束了。我发誓再也不回大海了。

  快到2020年时,距我开始航海生涯已有10年了。我现在在一家大企业工作,收入还算不错,并住在另一个国家。没有这份工作,我将不会是今天的样子。我不会遇到我的未婚妻,也不会买一俩像样的汽车和拥有一套像样的房子,但现在,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觉得自己陷入了2009年的困境,甚至更糟。

  自那时以来,情况无疑有所改善,但我现在还是来了。我仍然是船上的囚犯,无法回家。由于我们被限制在船只上,我甚至不能踏上干燥的土地寻求喘息的机会。我不知道当我最终回家的时候是否能找到工作。COVID-19一下子就让我的生活方式倒退到了2009年,但我的承诺和财政义务依然存在。

  我的一位同事在世界上大部分地区实行封锁措施之初就收到了其父亲去世的消息。领事馆被叫来,议员们试图进行干预,但即便如此,他也只设法在6周后搭乘一架外交航班离开这里。租家也没有同情,他们有货物给我们,但比遣返海员回国更优先。由于一家大型海上承包商的计划不周,我同事几乎错过了他自己国家领事馆安排的航班。

  现在已经快到5月底了,船上的每个人的合同都已过了逾期。有些人已经完成了第二次轮换,现在正在进行第三次轮换。然而,我们是幸运的,在世界各地,我们听说有些海员已经在船上呆了一年多了,却仍然被困在船上。海员的自杀率现在正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但这些并没有得到媒体的报道。

  在航运业的我看来,我们仍然能够按时获得报酬,我们的生活有一定的保障,目前暂时确保了工作。这艘船正在运行,在当前的经济背景下,这是不言而喻的。油价在历史上首次跌至负值,因欧佩克成员国、俄罗斯和唐纳德·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的贪婪,进一步加剧了油价下跌。

  IMO要求我们在2020年5月1日通过鸣笛的方式来向海员致敬,以彰显海员的无能为力。归根结底,政府需要批准一项计划,然后将计划提交给有关当局,即使如此,他们仍然必须寻求合作的航空公司来协助海员换班。没有一家航空公司会在世界各地空载飞行。

  归根结底,我们只能等待。我们需要等待我们选举出来的人带领我们摆脱这一困境。整个大流行使腐败的政府与像样的领导层分开。我们了解到,美国并没有他们想象中的那么伟大,曾经的超级大国,如意大利和英国,现在是如何不治理国家的典范。

  到2020年的时候,世界将发生变化,我也将不得不结束我从2009年就开始的这一篇章。为了我的家人和我的精神健康,我将尽可能远离它。远离这充满魅力、闪光和黄金式的承诺。

  我们都被虚假的承诺和代理利己行为引诱到海上,但最终,即使是经验最丰富的海员也不得不最后一次走下舷梯。

  对于我的海洋兄弟姐妹,要坚强,每天一次找某个人聊聊天,在朋友或家人中寻求慰藉。请记住,您只是航运公司的一员,因此工作速度应更慢,更安全,更聪明。各位船长、轮机长和高级船员们,在这样的时刻,我想温柔地提醒你们,海上随时都可能会发生事故。

  海运圈聚焦编译自The Maritime Post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