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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谈及了一些做过海员的常委的儿子，元帅、大将的儿子、孙子、国家副主席的儿子，交通部长的女婿，以及曾经可能出任交通部长的海员】

　　现今海员都是农家子弟，所以近十来年工作中饱受相关部门欺凌，原先欺侮得比较狠的是边防，薛船长对边防有过很多批评，但也与沿海很多港口的边防警察成为好朋友。后来进行了移民局改革，边防的服务有了很大提升，现在海员的反应也少了很多。

　　欺侮海员的焦点转移到卫检（海关）上来了，两张健康证问题，总理多次批示也没用；霍乱疫苗服药；直到现今在海员休假问题上制造事端。交通部一再发文都不管事，原因是权力不在交通部，而又没有人既管得了海员福利又能制约得了卫检（海关）。

　　原因是海员地位太低了，以前可不是这样！以倒退30年海员的地位绝不可能发生今天的事情。

　　笔者读海校时，隔壁寝室的同学是东部某大省时任省委书记的侄子，他父亲是某区委组织部副部长，但他一点没有干部子弟的习惯，也从不提及他干部子弟身份。无非进校时，笔者与别的同学是考了502分进校的，他是501分，大家都过起分线一截，当年北大的分数线也仅530分，由于要到保定军训一年，报考的人少，当年北大也没后来拔得那么高。这位同学挺好玩的，每次洗澡时，都跑到我寝室挤一点我的洗发精，说我的洗发精好。工作多年后问他的同事，这位兄弟做得怎么样，说没上几个月船，没几年就调走了。

　　1992年刚参加工作时，是在一家地方远洋公司，同事中有交通部长的女婿，副市长的女儿，由于是同事，好多人还有联系，不便评论。兄弟公司有元帅的孙子做水手，在船上挺老实的，说不上调皮捣蛋，更不会表现出干部子弟的优越感来。只是有一次从香港带了个随身听，当时索尼Walkman还是很高级的。在国内抄关时被抄出来，要收缴，他不肯给，说不是我要听，是我爷爷要听。后来海关一打听果然如此，送了上来。

　　贺鹏飞将军做过一段时间海员广为人知，他对海员充满意感情，这感情是与广大海员共同敲铁锈敲出来的、一起晕船吐出来的，他后来出任海军副司令员，一直关心海员的工作与生活，若今天贺将军仍在世，海员受到如此欺凌，一定会拍案而起的。

　　文革期间海员是众多高级领导子女避免冲击的避难所，有的人后来成为优秀的船长。

　　“玉门”轮有个秦船长，被同船的形容为邋遢人。好几天洗一次澡，那澡盆始终是黑乎乎的有一层污垢，也不见他清洁。有一次同事发现他的澡盆里泡着一堆脏袜子，一连几天，始终没动过，断定他好几天没有洗澡了。穿衣服也不讲究，出门逮什么穿什么。有一次在曼谷，一起“下地”去代理行办事，秦船长平时穿布鞋，这次特地换了一双皮鞋，可是脚上的尼龙袜子却露了一个大洞。同事没办法说，船长，咱能换双袜子再出去吗？这位秦船长父亲就是博古，曾担任过常委。

　　比较有名的船长还有王副主席的长子王兵，在天津远洋做船长，做得很晚才离开。王副主席的次子就是中信的王军，笔者经过确认在育华客货轮做过见习大副。当然当时天远的高干子弟也很多，粟裕大将的孙子也曾在天远做过海员。

　　据说王军在船上时，船上的东西随便往外拿，海关根本不敢管，船上的弟兄们倒是没少”沾光“。

　　下图的王军是不是有相似之处：

　　上海远洋公司有一艘“铜川”轮是专门安排高干子弟上船的，是最早一批有电梯的远洋轮。兄弟船“汉川”轮大家就耳熟能详了，贝汉廷船长上演过汉堡港变奏典，当然，我们现在装货的难度与技巧比贝船长那时要高多了，贝船长当时之所以能装得多，是把一些货物伸到舷外，当时也没有港口国检查一说。有的同事在铜川轮上做过，高干子弟们大多很守规矩的，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涉外宾馆发展起来了，这些人都陆续进了涉外宾馆，再后来当然大家都知道了，出了国、做了房地产、买了中石油、搞了金融。

　　有朋友说在1980年代高干子弟到上海都是不受待见的，感觉除了会吹自己父辈如何牛逼，其他一无所有，要钱没钱，要权没权的。当然那时中央管得紧，连朱总司令的孙子都被枪毙了，还有哪个高干子弟敢嚣张。

　　当然，早年海员职务与高级领导职务是相通的，比如风庆轮政委朱栋，在四人帮组阁名单里是交通部长的人选，打倒四人帮后，朱政委从北京回到上海，所有人象避瘟神一样回避他。只有刘有钟船长敬佩朱政委的为人，带着儿子去看他，那是冒着相当大风险的，也只有受过传统士大夫教育的人家子弟才敢这样做。刘有钟船长的爷爷刘崇照是前清翰林，做过盐城知县，那时知县要带兵剿匪的，刘县太爷被土匪打得落花流水，遭到御史弹劾，每与刘巽良老师谈及此事都哈哈大笑。

　　文革后期是中国远洋船队大发展的时期，高级船员缺得很厉害，那时高级船员是远洋公司党委直接任命的，一个远航线回来升一级很正常，笔者工作后第一条船的船长胡建家就是钱永昌船长一手提拔起来的，28岁即任船长，当然胡船长是南京海校科班出身。70-80年代提拔起来的一大批高级海员是军转干部，基本功不扎实怎么办呢？当时集装箱船还非常少，多是杂货船，比如欧洲线，先由贝汉廷他们业务过硬的老船长先首航，形成了经验，再连续派别的船去，别的船长依样做就行了，一样把中国的远洋事业发展得有声有色。

　　到1980-90年代，再组织这批船长、老轨、大副、大管轮到设在龙吴路2600号远洋公司航修站的培训中心培训，笔者有幸在此学习了半年，直到今天，只要一提及我是航修站学习过的，常会让上海远洋系统的人肃然起敬，资历够老。那时培训老师也不容易，比如老师讲三分之一除以五分之一，这些老船长哪里听得明白，一定要用楼上跑到楼下，楼下跑到楼上做比方老船长们才能听得懂。其实，分数的乘除在海上的确不大用得到。即便分数的加减法不会做的，不也一样能成就大事业！

　　前几年笔者采访贝汉廷船长夫人朱佛容教授，询问她有关中央曾有意让贝汉廷船长出任交通部长，遭到贝船长的婉拒一事，他认为做部长钱还没船长多，政治风云难测，还是喜欢做船长，后来交通部长是由他的师弟钱永昌出任的。中央后来又有意让贝船长出任大连海运学院院长，贝船长还是不同意。钱永昌夫人还打过电话给朱佛容教授，说做院长挺好的，你们怎么不去呢。朱教授解释阿贝（贝船长）认为做船长与做教授不同，他不适合做教授，只适合做船长。贝船长一直在船上做到殉职。朱教授的姑父是大翻译家傅雷，薛船长一直读《傅雷家书》，多年一直努力象傅雷一样将子女培养成人。朱佛容教授是非常坚强的女性，哥哥朱佛钿遇难于大庆53爆炸，丈夫又在船上殉职，她一直非常乐观，祝她老人家健康长寿。